公元1681年，康熙皇帝出京北巡，在热河与蒙古草原之间选中了一块水草丰美、禽兽繁集的宝地，建立了一座“天然猎苑”这就是木兰围场。
        康熙皇帝设立木兰围场的目的，决非单单为了行围狩猎，而是着眼于国家长治久安的一种深谋远虑。满族入关以后，八旗官兵耽于安乐，武备松弛，战斗力急剧减弱。这些弱点在平定“三藩”之乱中暴露无遗。加之漠北蒙古头领噶尔丹暗中勾结沙俄图谋叛乱，觊觎大清江山，更使清朝统治者感到一种无形的压力。康熙皇帝设置木兰围场，岁举“秋狝”之典，其真正用意就在于通过行围狩猎，与猛兽搏斗，锻炼军队，提高战斗力；同时借助扎萨克、蒙古王公分班随猎，示以威严，施以恩惠，联络感情，增进团结，从而实现“肄武绥藩，安邦定国”的大计。
        出于上述目的，康熙皇帝在位期间几乎年年都到木兰围场举行“秋狝”大典。后来乾隆皇帝、嘉庆皇帝也都继承了这一“祖制”。唯有处于康乾盛世之间的雍正皇帝从未举行过“秋狝”之礼，原因何在呢？近读雍正皇帝《停万寿节旨》，倒说出了其中的一些原因。
        《停万寿节旨》是雍正皇帝仿效乃父康熙帝降下的不再大操大办祝寿活动的一道谕告。谕告开宗明义：“朕即位以来，事事效法皇考。当日皇考圣诞，未曾每岁行庆贺礼，是以今年朕万寿节，礼部奏请庆贺，朕降旨停止。盖皇考六十年来所行之事，联力能效法者，无不遵奉施行。其力所不能者，则待朕黾勉于它日。”接下来谈到”木兰秋狝”，严厉驳斥了那种目光短浅、懒惰成性、认为不举行秋狝是正确的说法。他说：“即如皇考慎重武备，每岁巡幸边塞，狩猎讲武一事，朕年来未一举行，而庸劣无知之官员及息惰不堪之兵丁颇有以朕不往为是者，此皆愚贱之人，偷安自便，不知大体之论。”
        那么，是什么原因致使自己未能继承“祖制”岁举“秋称”之典呢？雍正皇帝的回答是：“国家武备，关系紧要，不可一日废弛。朕之不往，乃不及皇考之处，朕自知之。”于是从三个方面分析了自己同皇考（康熙皇帝）之间的差距。第一，天资赶不上，尤其是处理政事的能力赶不上。“盖皇考德盛化神，睿智广远，巡幸所至，日理万机，略无旷缺，与在宫中无异。朕则从朝至タ，殚竭心力，尚恐经理未周，实无暇及于校猎行围之事，此朕不及皇考者也。”这是实情，也是最重要的一点。的确，雍正皇帝继位之后（据说是偷改诏书上台的），为了现固皇权，兄弟相残，几无宁日，加之国库空虚，灾害频仍，蒙、藏、苗民叛乱迭起，直搞得他焦头烂额，寝食难安，又哪有“余力”去“校猎行围”呢？第二，武功赶不上，担心达不到“肄武绥藩”的目的。“皇考神武天授，挽强贯札之能，超越千古。众蒙古见之，无不惊服。而朕之射技不及皇考矣。”这也是实话。据史料记载，康熙皇帝曾于一日之内射兔318只，并自豪地说：“若庸常之人毕世亦不能及此一日之数也。”所以蒙古诸部“仰瞻圣武”，“无不惊服”，客观上起到了一种震慑作用。雍正皇帝射技平常，因此不愿在诸王公面前献丑。“朕自知之”，委实也是一种自知之明。第三，体力赶不上，不能适应那种颠颠簸簸，风餐露宿的野外生活。“皇考圣体康强，如天行之常健，春秋之高，犹不减壮盛之时，而朕之精力又不及皇考矣。”
        出于上述三种原因，雍正皇帝未能“效法皇考”，岁举“秋狝”之礼。但他并未忘记这一“整饬戎兵，怀柔属国”的祖制。曾令皇子出口行围，以习训练；在选拔任用旗员时，“则皆试以技射而后用之”。并表示在时局稳定，农事闲暇之后，自己要亲自到木兰围场走一遭。这也是他在同一诏书中所说的：“朕欲俟经理诸事悉皆得宜，即当于农隙之时，躬行狝狩之礼耳”。
        可惜的是，雍正皇帝在位十三年，一直未能等到“诸事悉皆得宜”那一天，便带着遗憾溘然而逝了。是他的四儿子弘历（即乾隆皇帝），于乾隆六年二月颁布《木兰秋称谕》，重举木兰秋狝之典，将这一颇有意义的军事活动推向了一个新高峰。

 

1999年1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