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昔日皇家猎苑木兰围场境内的碧野青山间共矗立着七通石碑，其中有六通是乾隆时期立的，一通是嘉庆时期立的。这些碑刻记载了开辟木兰围场的目的、意义以及在木兰围场行围狩猎时发生的一些重要历史事件，极为珍贵。但令人疑惑的是：作为木兰围场创始人的康熙皇帝却没有立过一通碑。这个疑问困扰着不少清史研究专家，也令我们这些后来人百思不得其解。
        最近翻阅《康煕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偶然看到康熙皇帝的两处批文，眼前一亮，似乎为康熙皇帝未在木兰围场立碑找到了一点旁证。
        其一是康熙五十一年五月二十六日，管理苏州织造大理寺卿兼巡视两淮盐课监察史李煦写的一个奏折，感谢康熙皇帝恩赐“御制宸翰诗扇一柄，单条一幅”。据李煦描述，这两件御赐“墨宝”神采非凡，“银钩铁画，毫端聚日月之光；风舞龙飞，字里结云霞之彩。自昔帝王未有及我万岁之御笔而大哉！＂这当然是李煦的夸大其辞但康煕皇帝的书法确实不错，足可传世，这是不容置疑的。为了广为传播，流传千古，李煦颇费了一番心思，计划在苏州邓尉山前，虎丘千人石上和苏州城府学之内各立一块御制诗碑，同时应扬州乡绅、生员请求，还打算在扬州府学及金山山上也立两块诗碑，并已“选石选工，择吉镌刻”。为此特具折奏报，“伏乞圣鉴”，等候康熙皇帝批复的消息。
        康熙皇帝接到李煦的奏折后，对刻立诗碑一事态度非常明确御笔朱批四个醒目大字：“不必刻碑”！丝毫没有商量的余地。
        其二是康熙五十一年六月初三日，江宁织造通政使司通政使曹寅(曹雪芹的祖父)写的一具奏折，感谢味熙皇帝颁期御书，扬皇上“俯念群隐，形之歌咏，远布退荒，宸章翰墨，照羅尘寰”，一时间阖城官员、进士、举人、乡绅、士庶等人，纷纷前来瞻仰，“跪捧敬通，感戴无极。”为防讹传，已“先刊板印行，以便流布”;为久远计，请的，以便”昭垂万古，流福无穷”。并开碑石，敬加磨勒”，只待完工之日，再行奏闻。
        接到曹寅的奏报后，康熙皇帝的态度同样十分明确，御笔朱批:“朕知道了，不必勒石”!这样，一项正在进行的刻碑立碑的工程便在康熙皇帝的坚持、阻止下即刻停止了。
        以上两件事均发生在康熙五十一年，距肇建木兰围场错后了三十年。我们无法见到康熙皇帝阻止在木兰围场立碑的相关资料只能从这些旁证中分折揣摩康熙皇帝的一些想法，那就是:康熙皇帝是一人非常务实的人，他不图虚名，不喜欢也不提倡为自己树碑立传。他认为靠树碑立传“昭垂万古”是不可能的，关键是如何赢得民心。康熙皇帝有些见解是高瞻远瞩、不同凡俗的。满清入关以后，他不同意修补长城，说“帝王治天下，自有本原，不专恃险阻。秦筑长城以来，汉唐宋亦常修理，其时岂无边患?明末我太祖统大兵长驱直入，诸路瓦解，皆莫能当。可见守国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悦服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者是也。”康熙五十二年闰五月，广西巡抚陈元龙奏称于桂林山中采一巨型灵芝，“其质甚轻，高一尺余，色淡黄，状如云气，实目中所未见”，以为是“祥瑞之兆”，欲进献给皇上。康煕皇帝批日:“史册所载祥异甚多，无益于国计民生。地方收成好，家给人足，即是莫大祥瑞。朕不必览!”
        由此可以看出，康熙皇帝的注意力完全放在“修德安民”和“国计民生”上，对于“树碑立传”、“祥瑞灵异”之事是并不热心的。他认为国家治理好了，老百姓“家给人足”了，大家自然会记得你的好处。换句话说，将“丰碑矗立在人们心中”，这オ是千秋万代永不磨灭的长久之计。这或许就是康熙皇帝未在本兰围场留下御制石碑的一个原因吧。
        然而，事情都是辩证的。康熙皇帝不务虚名，未在木兰围场留下任何碑刻，也使木兰围场少了一份珍贵的历史遗存；乾隆皇帝“好大喜功”喜欢到处题词立碑，虽然不免遭人诟病，却给后人留下了一些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看来，事物在一定条件下都是互为转化的，这话一点都不假。

 

2008年9月14日